本书为畅销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全新修订版。是国际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先生写给大众的王阳明通俗传记。冈田先生于六十八岁高龄提笔撰写此书，九十三岁完成，花费了二十五年的心血。作者在穷尽中日两国史料和研究成果、历经六次阳明遗迹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冈田先生以心学发展的脉络为线索，史料互证，张弛有度、夹叙夹议地详述了王阳明的传奇一生及其悟道的心灵轨迹，探讨了王阳明的人生经历和师友交往对其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冈田先生尤其注重从王阳明的诗文中探寻其当时真实的内心，并由此补充了许多不为众人所熟知的细节，解开了有关王阳明生平和思想的诸多谜题。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全集） 读书笔记若要用一个概括心学，无疑是“良知”。 王阳明晚年说，除却良知再也没有可以说的了。这个词可谓是王阳明思想的真髓。
这本《王阳明大传》，虽是写王阳明生平，实际重点放在了自宋以来儒学的绵亘变迁，以及程朱陆王各派学说的传承同异，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一本完整阐述宋明儒学和心学来龙去脉的大作。
正如史界评论，百年以降，东亚之阳明学者，未有居于冈田武彦先生之上者。数百年来，阳明学失于中国，却传承于日本，讽刺也遗憾。如今精读这本书，无疑也只能算是在学问上求助邻邦，借他山之石，攻我之玉了。
关于王阳明
马丁·路德曾说：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牧师乃至教皇来得救——王阳明对儒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与此类似。心学的最高价值，便是让自己的精神，脱离世俗伦法的约束，在日常生活中，人人皆可成圣。
依冈田先生，阳明学是“体认培根之学”。王阳明是行动圣哲，阳明学也是行动儒学”，这种精神贯穿了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的行事中。儒学本来就是以实学为本，追求经世济民、追求实用，通过体认领悟、在实践中掌握学问。而王阳明在这种基础上更进一步，创立“良知”说，认为自我和圣人一样，生而伟大，存而无异。这种强调自我的主张，也被海外史学界认为是中国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至于后话，那另当别论了）
在王阳明看来，无论圣人还是凡夫，无论贤士还是愚人，无论学者还是白丁，只要是人，心中皆有良知，这是永远不灭的光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这不但弥补了朱陆学说的片面性，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中，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学问和事功，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大成者，方能成为伟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王阳明堪称伟大。
杨明学的三个阶段
王阳明的高徒钱绪山指出，王阳明的“学”有三变，“教”亦有三变。“学三变”则基本概括了王阳明的一生：少时，驰骋于辞章；后来又沉迷于道教和佛教；在龙场历尽艰难之后，豁然有得于圣贤之志，三次南征，在事功上取得建树。
而我们要说的重点，则在于“教三变”。在贵阳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自安徽滁州回来后，教授弟子静坐说；自江西回来后，提出致良知说，直指本体。
一、知行合一
龙场顿悟，对于王阳明本人和王阳明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阳明真正笃志于圣学，便是从“龙场顿悟”开始的，它奠定了王阳明今后做学问的方向。
所谓“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我的理解中，用一句反喻更能理解，“行时，便已知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大概便是此意。只不过，相比朱子的求知之说，王阳明的重点，则落在了行上。（朱熹是基于“主知主义”的立场而提倡先知后行，王阳明则是基于“主行主义”的立场，而提倡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爱徒徐爱，将恩师的语录结集成《传习录》，以使门人弟子能够依照此书进行学习。但王阳明却反对说，如果拘泥于此书，这反而是弊害（这和孔子不谋而合了），因此，阳明学被世人称为“实践哲学”也不是毫无道理的。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省察克己、事上磨炼等说，都是关于实践的。
二、静坐：心学与释道差异
自安徽滁州回来后，王阳明也教授弟子“静坐”说，但这种“静坐”，却和禅学的“坐禅”，大有区别。
静坐和坐禅，在精神收敛层面存在共性，然而二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在蒲团上坐禅，耽于三昧，追求死灰一般境界的行为，是发现世界，无法寻求到良心的。而王阳明提倡的静坐，则偏于发现自身，更多了一份“省察克制”的意味。
多叨一句，心学和禅学都是以心为宗的学说，是否追求“经世致用”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比如在王阳明看来，儒学的本体是“良知”，父子、君臣和夫妇这些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心学主张的，是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可佛教极力否定，主张避世。
佛教的目的是“不着相”，可是刻意为之，反而变成“着相”。儒学与佛教完全不同，儒学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顺势而为之，看起来是“着相”，其实已经变成佛教所追求的“不着相”。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大概即是这个意思。
当然，王阳明在晚年时，也提出了以儒学为本、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论，并且认为只要修行“良知”说，道教的养生之道和佛教的超脱之道，都可自然而得，天地、见自己，佛教和道教，皆被包含于儒学之中。
三、良知和致良知
王阳明晚年将良知喻作明镜，他认为明镜有自净的能力，良知自身也有去除私意习气的能力，所以顺其自然就好。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何为良知？为公为他人，即是良知，为一己之私，则不是。这种私，不仅指名利色欲，也包括所有的私心杂念。而学问之道，则在于去除私欲，寻求本心。
王阳明认为，《大学》中“致知”的“知”就是良知，实现致知就必须去除蒙蔽心体的障碍，这个过程即“致良知”。
神秀有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则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若将王阳明晚年时期的“致良知”说和“良知”论做比较，“良知”论时的阳明心学，更接近神秀的思想，而提倡“致良知”说时的阳明心学则更接近慧能的思想。
当然，这个观点，也正被后人诟病，如在黄宗羲主编的《明儒学案》里，就指责王阳明流于禅，根本不是儒学。而王阳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这一思想，也被后来的良知现成派，演化成了“只要顿悟了良知，那万事皆可”，流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