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19岁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23岁和鲁迅先生成为挚友，29岁完成文学著作《呼兰河传》。世人多聚焦于她的感情生活，却少有人珍视她在文学中的造诣。鲁迅赞她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无奈她身处哀鸿遍野的民国，一生动荡，一生流离。所幸她从未中断写作，一包烟、一支笔、一沓稿纸，便是她最要紧的生活。战争不能阻碍她，贫病不能阻碍她，甚至死亡也不能。黑暗的是死亡，和那无休无止的战事。光明的是萧红，和她铿锵有力的文字。
不惧离散，只怕动情：萧红传 读书笔记走不出的生死场
萧红，与张爱玲齐名的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有“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之称。她短短三十一年的生命历程中，留给我们的除了象《生死场》、《呼兰河传》等非常著名的作品以外，还有如她自己所说的“以后人们可能不会读我的作品，但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那样，还有她与好几个著名的男人的故事。
萧红出生在一个地主的家庭，在那个到处是贫穷饥荒的年代，她虽没有经历过物质生活的诘难，却也从未享受过家庭温暖的快乐。在童年萧红的眼里，在母亲死后，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让父亲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无情的父亲、恶毒的继母、冷淡的祖母、只有慈爱的祖父和后花园里的短暂时光是她阴暗童年里唯一的一丝爱的温暖和光亮。
十九岁的那年，萧红对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勇敢的反抗，逃离了父亲给自己包办的婚姻，抛弃了未婚夫汪恩甲而离家出走了，靠假装同意结婚而从家里骗来的一笔嫁妆，在远房表哥陆哲舜的极力怂恿下（一个有心招惹，却无力承担生性软弱的已婚男人）去了上海，但后来因为生计的问题不得不返回家里。但她“不守妇道，逃婚，并与一已婚男人过从甚密”的流言和后来状告汪恩甲的大哥代弟休妻的官司，彻底让父亲张廷举暴怒，将将其软禁于家中的老宅中。于是，萧红第一次借助男人来改变命运的行动失败了。
二十岁时，萧红再一次逃了出去，从此再没有回过家那个叫做“呼兰河”的小镇。出走后的萧红为了活着，却再次找到了已与自己解除婚约的汪恩甲，两人在哈尔滨的一个叫东兴顺的旅馆里同居了。汪恩甲留给世人的大多是一个抽大烟、不负责任、不学无术的纨绔公子形象，他的人生轨迹随着他抛下身怀六甲的萧红而一去不返，永远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在萧红的同学眼里，汪恩甲高高的个子，文质彬彬，仪表堂堂，是一个标准的富家少爷，更是一名法政大学的学生。他很喜欢萧红，在萧红逃婚回家时还曾主动找过她，要与她一起到北平读书。萧红能再次找到他，想必是他也不会是个很不入流的人。据说萧红上学时，汪也不时去学校看她，她也还给他织过毛衣，想必也是喜欢他的，至少不会是讨厌的，她当时的抗婚，抗的也许只是封建家庭对她婚姻的包办和命运的掌控。对于汪恩甲最后的去向之迷，至到她死也没有向世人说过一个字，谁抛弃了谁，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萧军的出现，就是在萧红挺着大肚子，因为欠了旅馆400元的房费而被做为人质囚禁在东兴顺旅馆里的时候，他如英雄一样救她于水火之中。再不还钱就要被卖到妓院抵债的威胁，走投无路的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求救，从而认识了当时该报的编辑、作家萧军，从而一见钟情，相互爱慕。也正是在萧军的带动和影响下，萧红的写作才华才得以被发掘，于是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并于1934年完成了她的名作《生死场》。两人曾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据说就是因为萧军她才改名为萧红的，但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以及家暴和滥情最终让萧红痛苦不堪，期间两人分分合合，每次都因为萧红的不舍而作罢。直到1938年因萧军要去参加游击队，而萧红想安心创作的分歧，让萧红不顾怀有五个月的身孕而绝决地向萧军提出了分手，结束了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六年时光。就如萧红写的“我就像是他划过去的火柴，转眼就成为了灰烬，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划另一根火柴。”这样的描写象极了后来他们的关系。
端木蕻良是唯一一个给了萧红婚礼的男人，他和萧军一样是带着英雄一样的光环出现在萧红的生命里的。当时的萧红，同样是挺着大肚子怀着别人的孩子，带着世人都以为是她“移情别恋”的指点议论，而且当时的端木也是与萧军相熟的，并且端木的家庭和亲友是极力反对的，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娶了她。萧红之所以选择端木，她只是想要一份安稳的生活罢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相互谅解、爱护体贴。1940年两人到了香港，期间萧红也完成了她的小说《呼兰河传》。可身处乱世，又哪里来的现世安稳呢？1941年香港沦陷，端木就象在武汉沦陷时那样再次留下重病的萧红独自逃亡去了，彻底将萧红推进了绝望的谷底，端木同样不是那个能与她共患难的人，直到临死萧红都是在一个叫骆宾基的同乡作家的陪伴下孤独死去的，这也让端木在世人眼里留下了懦弱、自私的形象。
作为一个作家而言，鲁迅则是萧红生命里最最重要的一个人。正是鲁迅先生的大力提携和亲自为之作序，萧红的《生死场》才得以出版，也正是鲁迅先生的大力推荐和赞美，才让萧红得以在文坛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鲁迅先生最后两年的生命时光里，萧红是先生家的常客，如一家人一样的亲近，萧红对鲁迅的依恋就象是童年时对祖父的那份依恋一样，是指引她在文学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的一盏明灯，温暖而安全。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远在日本的萧红写下了《纪念鲁迅先生》：“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只是说一声：久违。”，回国后，她第一件事就是去祭拜鲁迅墓，甚至直到她去世时，她的遗愿就是：“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的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也要为我办”，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有人说，萧红一生依附男人，一生却总是被辜负。她一直都在寻找一个能救赎她的男人，她拼命抓住生命中出现的男人，就像是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然而每一次都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重复着过去的悲剧。就如她的小说《生死场》描写的那样，男人和女人们像牛马一样地生活着，糊里糊涂地生、乱七八糟的死。小说中的生死场，是那块灾难深重的黑土地，也是那块土地上一个个痛苦的家庭。而对于萧红而言，她的生死场并不仅仅是这一个个不可依靠的男人，更是当时那个动荡而风雨飘摇的时代。当时的中国大地已是千疮百孔，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就象是一只破败的船在汹涌的大浪中艰难前行着，但人民是在不断觉醒的，奋起抗争的民族意识日益强烈，而萧红就是在这种不断觉醒的时代风暴中开始了她追求自由独立的一生，却也是不放弃寻求情感依赖的一生。她的一生，象极了中国近代史上那段动荡转变的时期。
1942年1月22日，一代才女萧红在战火纷飞的香港，带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遗憾，就这样孤独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