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虽然事情发生了，但这不是我的错！”每当人们犯下错误的时候，往往会通过自我辩护来尽力消除那些动摇自我价值感的认知失调。人们会任凭自己的头脑虚构出免除责任的种种理由，不断强化自己聪明、有德行、不会犯错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却恰恰让我们变得愚蠢、没有德行、错误不断。这就是自我辩护造成的危害。“美国心理学界梦幻组合”、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和艾略特?阿伦森以流畅有力的文字和生动有趣的事例，从政治、法律、医学、家庭、爱情与人际关系等各个角度，对人类是如何进行自我辩护，自我辩护导致了何种伤害，以及我们如何克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错不在我 读书赏析 读书笔记“我会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自己已有的看法。”—洛德·莫尔森，英国政治家（1903—1992）
人皆有过，如何正确面对自己的过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犯错之后，一个人既可以掩盖错误，也可以承认错误。我们从小接受这样的教导—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但假如不能做到首先承认自己犯错，我们又怎能从中学习呢？因此，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避免“自我辩护”的诱惑，否则我们将被拖向更深的深渊：我们在做错的时候不愿意承认，捏造故事好免除责任，重建信念以巩固自我价值感，相信自己还是聪明、有道德、做对事情──这样却往往让我们继续坚持做蠢事、违反道德、继续一错再错。
《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错不在我）就是这样一本关乎自我辩护的反思之作。本书对人类的自（逃）我（避）辩（手）护（段）行为提供了详细说明──如何运作、导致何种伤害，以及我们应如何克服避免自己铸下大错，并洞悉别人的犯错。在这个人人急躁善恶难辨的时代里，也不失为一剂大脑清醒剂。
“自我辩护”的原动力，即导致人们将自己的行动和决策（尤其是错误的行动和决策）合理化的力量，费斯汀格称之为“认知失调”。根据失调理论，如果新获知的信息与我们的看法一致，我们会倾向认为它是合理且有益的，同时会用批评、歪曲或者忽略的方式来对待负面的反对证据，从而使我们原持有的看法得以维持甚至强化。这种心理偏差被称为“证实偏差”。
文中的一项实验令人印象深刻。实验者让几位反对死刑和赞成死刑的人阅读两篇论证充分的学术论文(文章讨论了“死刑是否可能震慑暴力犯罪”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其中一篇文章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而另一篇则恰恰相反)。假如这些读者能够理性地处理这些信息，他们至少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比他们原来所考虑的要复杂得多，因此他们有关死刑威慑力的看法便可能会相互接近。然而，人性总比想象中复杂：阅读之后，两组实验对象不仅相互怀疑对方的观点，而且他们更加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他们会将那篇证实了自己看法的文章牢记在心，将它称为一篇有见地的作品；而对于不能证实自己看法的那篇文章，他们则会寻找一些小错误并加以夸大，由此成为不必受其影响的重要理由。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但自我辩护与撒谎或者辩解不同。在有意识地撒谎去欺骗他人和无意识地自我辩护以欺骗自己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人着迷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是由记忆这个不可靠的、自利的历史记录者来掌控的。记忆不是留声机或胶带，能够如实地把曾经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相反，记忆往往会受到自我助长偏见的整饰与影响，这种偏见会使得过往事件的边缘变得模糊，让罪过变轻，令真实发生的一切出现扭曲。爱德华·琼斯和石川·科勒1958年在北卡罗来纳所做的一项对种族隔离态度的经典实验中发现，观点对峙的双方都容易回忆起来的，是那些符合自己立场并且听起来有道理的观点，或者听起来没有道理但与对方立场一致的观点；而任何一方都会忘记那些听起来没有道理但符合自己立场的观点，以及那些听起来有道理但符合对方立场的观点。记忆会通过“证实偏差”让我们自说自话，让我们选择性地忘记那些与事实不符、证明我们内心所持有的信念不成立的信息，以抚平“认知失调”带来的不适。而这样的思维模式，一直深深地烙印在人类的各种行为上。
在司法系统中，自我辩护是导致不公平逐渐升级的重要心理因素，冤假错案也因此而生。通常，过往破案的经验和专业训练中获得的技巧会让审讯人员对自己的判断十分有把握，因为一般情况下，警方面对的都是那些有待证明的案件以及罪犯。但是，这种自信也会增加无辜者蒙冤的可能性，因为事先假定嫌疑人有罪的观点一旦先入为主，便形成了自我实现预言，这会让审讯人员带有更多的攻击性，反过来，这种假设也会导致他们对那些真正无辜的人持有更多的怀疑，并会导致很快地将其他嫌疑人排除在视野之外的情形。他们尽力去追查那些肯定会导致案件发生的线索，忽略其他次要信息，最后，那些一定会导致案件发生的可能性线索就会变成确凿的证据。
在婚姻关系中，同样，误解、冲突、人格差异，甚至吵架都不是爱情的杀手，自我辩护才是。幸福与不幸福的夫妻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彼此行为的看待方式不同，即便是面对着同样的情境和行为，他们也会持有不同的看法。许多夫妇离婚时，根本记不清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结婚，似乎是一场脑白质切断术“切除”了双方曾经拥有的甜美回忆。他们开始过分强调婚姻的负面影响，接着尽力去寻找任何微不足道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现在的观点—对方不适合我。然而，美满、稳定的婚姻关系中，同样针锋相对、迥然不同的观点、相互冲突的生活习惯甚至生气时双方之间的拌嘴，却能使夫妻关系更加亲密。他们认真倾听批评、尊重对方关心的问题以及建议，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和缺陷重新加以审视并调整。他们把这些困难看成是挑战，最终双方在幽默和关爱中自豪地共渡难关。
在创伤、裂痕、战争中，然而当他们构建“有意义”的叙述的时候，也倾向采用的是一种自利的方式—加害者试图减少他们的道德负罪感，而受害者则希望扩大他们的道德过失。由于他们处在墙的不同侧，他们会系统地歪曲自己对事件的记忆和解释，从而在“发生了什么”和“我们自己看到了什么”之间建立起一条巨大的真相鸿沟。
除此之外，自（掩）盖（我）错（辩）误（护）在领导人或自尊心过强的人中也并不少见。当他们没有勇气去承担责任或面对真相时，会过多强调客观因素，更有甚者会为错误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后果不堪设想。极端情况是，他们甚至可能会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他们知道自己曾经做错过一些事情，但渐渐地他们会开始认为那并非全是自己的错误，毕竟当时的情况是复杂的，迫不得已的，是情有可原的，而别人是居心叵测的，自私自利的，是罪不可赦的。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人们强调情境，而解释别人的行为时，人们强调本质。他们开始低估并推脱自己的责任，直到原本巨大的责任变得渺小。不久，他们便可以理所当然地说服自己并光明正大地告知世人，错不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