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海建

本书对我国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作了回顾，试图以全新的视角来解析这场颠覆清王朝的浩劫。作为一名求真的治史者，作者历数了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广州的“战局”、“抚”议再起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对于清朝统治打击的致命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

本书是作者研究思考鸦片战争十余年后的集大成之作。全书42万字，史料详尽，清代奏折、清兵布放数字等不在话下，连同东印度公司的收支平衡表也逐一列出，是一部严谨的治学之作，然而读起来也并不费力。在作者的眼中，鸦片战争是必败无疑的。我们常常笼统的说清末的天朝已然腐朽，但作者深究的是背后的意识形态、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引人深思的地方很多，无法足以列举，本文先从体制吏治方面进行总结几点原因，且将社会思潮、科学技术、军事战略等留在后面。

（一）封建官僚统治体系的致命缺点。对皇帝本人提出了近乎于神的要求，完全失去合理性。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做出，运用好这种体制，全在一个英明的皇帝。道光帝却是资质平平，才华不如乾隆，精明不如雍正，胆略不如康熙。他虽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已病入膏肓，不是从生理上改变机制谋求出路，仅仅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一旦出现问题，他总是将责任推诿于臣子们的欺骗，以道德责难掩盖机制的问题。他常常怀疑大臣们的忠诚，认为“激发天良”可包治百病，导致臣子们无不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场上粉饰之风盛行。

（二）上有所好，下必其焉。上面的官僚主义必然导致下面的形式主义。在皇帝面前，未赴战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官员们，一个个信誓旦旦地主“剿”，在现实情况面前，中英两国军事实力高低立判，许多主张“剿”的干将，如伊里布等，到了前线，发现剿则必败，但又不敢与道光帝道出实情。奕山到了广州后，自知战则必败，一边和英国人求和，许诺600万两白银赔款，一方面蒙骗道光，说英国人已归顺天朝，干脆不如赏他们600万两白银抚慰一下吧。

到战争后期，粤、闽、浙、苏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再也找不到主“剿”，就像非战区也找不到主“抚”的一个道理，现实责任的压力，毕竟大于义理的力量。官员们的举措从实在归于空虚，言辞由明确变为含混，在官员们的蒙蔽下，道光始终无法掌握战争的实际局势，在战争后期仍在批示“先剿后抚”，1842年才开始过问英国国情，俯察夷情。战争结束时道光已经高龄，执掌清廷20余年，日夜辛劳，克勤克俭，臣子们都看出了他精力不济，一味哄骗，他像所有老人一样，希望天下平静，耳边安静，不像以前一样，细究静静水面下的暗流。在承平日久的中国，无为而治是封建王朝统治最高境界，但是在面临西方侵略的环境下，是最坏的政治。

（三）极度粉饰之风又产生极度腐败。前文说到私许赔款600万两的奕山，保举出了554人“为战争有贡献的人”，战败之后的广州没有死气沉沉的气氛，到处都是喜喜洋洋的互道升迁，形成共同利益。如此是非赏罚颠倒，使其最终的结局反而比林则徐、琦善好很多，清朝已变成一个谎言的世界。

到了战争末期，负责中英之间沟通传信的，竟是伊里布的家仆张喜。伊里布为张喜到来，还特意赋诗一首，“且喜帷筹来管乐，非为掉舌有苏张”。张喜之能力以及发挥的作用暂且不论，老谋深算的封疆大吏将国家前途寄托在家仆身上，并将其比做管仲乐毅苏秦张仪，可见清朝官场真是无人可用。

（四）极度的腐败导致国家毫无威严。在外国商人眼中，天朝威严只不过是个幌子，一切法令的关节在于陋规和贿赂，堂堂天朝的对外体制，在贪婪的行商、枉法的官吏的操作下，变得荒唐而卑下。

清朝兵制，军官如同士兵，无合理的退役制度，但清军最高指挥权却不在武将手中，受文官节制。清军粮饷标准为顺治朝制定，通过多年通货膨胀，实际购买力下降，导致士兵生活水准下降，清兵多数谋求副业，敲诈勒索索贿，吃空额、克兵饷等做法十分常见。当权力与金钱腐蚀了军队之后，失败已不可逆转。

曾任福建汀漳龙道张集馨曾向林则徐讨教如何改变福建水师兵匪一家的局面，林则徐对曰：“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同时战争在灾难却是少数人的发财机会。

战争末期，一名叫鄂云的小人物，通过捐军费得官，再通过官职虚报军费，虚报军费达5631两。要害在于其私贪军费是一回事，危害更大的是其招聘的勇兵多数未经训练，无严格编制，到军营后20余天便送上战场，毫无战斗力可言。

篇幅限制，其他方面原因他日再论。